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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卡利亚大法官:虔诚的教徒,保守派旗手,献身法律的一生 | 译周世界

大法官斯卡利亚的世界


本文原载于The Washington Post

编译/Nelson & Kev


译读:T-Read | 译读的小号:BigBrochina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安东宁•斯卡利亚,法院现代保守派的中坚力量和智慧源泉,于2月13日在德州马尔法附近的一个农场去世,享年79岁。他生前优雅的文笔和犀利的言辞影响了一众法律思想家,也激起了自由派的批评。

 

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格洛佛•罗伯茨发表声明:“谨代表最高法院以及所有退休的大法官,我沉痛宣布,我们的同事安东尼亚•斯卡利亚大法官不幸离世。他是一个杰出的人,一个杰出的法律工作者,深受同事的爱戴。他的去世对于他忠心服务的最高法院和国家来说是重大损失。我们对他的妻子莫林和他的家庭表示深切哀悼。”



莫林在斯卡利亚的棺木旁


大法官生平


斯卡利亚由罗纳德•里根总统提名,是首位坐上大法官位子的意大利裔美国人。他于1986年9月26日上任,很快成为保守派法律界中的领军人物,他在法律界的地位不亚于里根在政治界。

 

在堕胎,平权法案以及他不屑的“所谓同性恋议程”上,斯卡利亚是一个直言不讳的反对者。他思维缜密,风格华丽,又总是急切地去和批评他的人争辩。以上种种都激励着保守派法学院学生、教授和学者——所选职业中的自由派让他们感觉寡不敌众。

 

在纪念斯卡利亚在最高法院任职满20年的联邦党人协会晚宴上,美国西北大学法学教授斯蒂芬•卡拉布雷西(Steven Calabresi)说:“凭借明晰有力的观点,他已成为了美国宪法中的决定性人物。”

联邦党人协会,Federalist Society,全称the Federalist Society for Law and Public Policy Studies汇聚共和、民主两党派人士,旨在根据文本主义和原旨主义改革美国现行法律体系。

 

为什么一位最高法院在职大法官的离世如此与众不同?

 

大法官斯卡利亚是“原旨主义”宪法观最著名的提倡者,“原旨主义”是指法官应当尊重美国宪法制定时的字面含义,不随时间而改变。

 

他嘲笑认为宪法应该与时俱进的“活宪法”理念,认为这种理念只是提供了一个借口,让法官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于宪法。

 

批评者认为同样的说法也适用于“原旨主义”,并指出斯卡利亚宣称依据该方法做出的法律结论恰巧与他对死刑,同性恋权利以及堕胎的观点完全契合。

 

斯卡利亚对美国现代法院的作用,怎么夸都不为过。他就职之后,法官面前死气沉沉的辩论变成了激烈的唇枪舌战,大法官斯卡利亚会咄咄逼人地质问与他意见相左的律师,挑战他的同事,经常成为讨论的主导者。

 

第一次出任大法官时,他问了太多的问题,大法官小刘易斯•F•鲍威尔(Lewis F. Powell Jr.)不禁对大法官瑟古德•马歇尔(Thurgood Marshall)耳语:“他知不知道我们还在旁边?”

 

大法官斯卡利亚在庭外也时刻做好跟人打嘴仗的准备。他喜欢和他的批评者辩论,无论是在法学院还是在公开场合。

 

对于他在2000年布什诉戈尔案的判决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外界有很多质疑,对此,他十分厌倦。当时,法院判决停止对佛罗里达州总统选票的重算,这最终使得共和党人乔治•W•布什坐稳了总统的位子。面对在多年后还提出质疑的人,大法官的回应是:“别纠结了。”

布什诉戈尔案: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最后关头,共和党阵营的布什以微弱优势战胜民主党阵营的戈尔,打算发表胜利演讲时,民主党以选票差距不足0.5%要求重新人工计票试图翻盘。此案曲折反复,在此不做详述,但有兴趣的可以去了解一下,非常有意思。最后结果是宪法战胜了州选举法,非民选的最高法院驳回了民主党的请求,戈尔也因此彻底告别了总统的宝座。

 

尽管斯卡利亚对法律界有巨大影响,但他的观点太过偏右,因此他不能在最高院扮演如桑德拉•戴•奥康纳(Sandra Day O’Connor)和安东尼•M•肯尼迪(Anthony M. Kennedy)一般的核心角色,三位同为里根提名的大法官。

 
1998年,时任九位大法官合影


相较于里程碑式的多数意见(译者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时依照九位法官投票的简单多数,因此有“多数意见”及“异议”),大法官斯卡利亚更多因其激烈异见而闻名。但一个特例是法院2008年对哥伦比亚特区诉赫勒做出的突破性判决。

哥伦比亚特区诉赫勒:哥伦比亚特区实施严格的禁枪令,特警赫勒起诉了哥伦比亚特区,要求认定该法违宪,最终联邦最高法院判决赫勒胜诉。此案多被用作宪法解释文本主义的经典案例。

 

斯卡利亚爱好打猎,高中时还是校来复枪队的成员。哥伦比亚特区诉赫勒一案中,美国最高法院以5比4第一次认定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保护美国公民持有武器的权利,不仅限于军队,而正是斯卡利亚写下的判词。

 

斯卡利亚的哈佛校友埃琳娜•卡根(Elena Kagan)在担任哈佛法学院院长期间曾说:“斯卡利亚对文本主义和原旨主义的观点,对法官在社会中作用的认识,对如何行使法官职责的洞见,真的改变了这个国家法律辩论的概念。他是对我们认知法律、讨论法律的方式影响最大的大法官。”

 

当卡根被奥巴马提名为大法官后,她和斯卡利亚成为了朋友以及打猎的伙伴,尽管二人意识形态差异显著,而且卡根从来没有开过枪。他们在2012年一起去了怀俄明州,本想着卡根能斩获一只大猎物,就像斯卡利亚最高法院办公室中挂着的那只绰号“里奥瑞”的麋鹿一样。

 

但她仅打中了一头白尾鹿,之后,斯卡利亚笑着评论这件事,“她还不如就在我的车道上打呢”。他家位于弗吉尼亚州郊区。

 

“你和别人不一样”

 

安东宁•格雷戈里•斯卡利亚,家人、朋友和同事都叫他“尼诺”,他于1936年3月11日在新泽西州特伦顿出生,并在纽约皇后区长大。他的父亲塞尔瓦托在17岁的时候通过埃里斯岛(译者注:美国纽约市附近的小岛,1892至1943年间是美国的移民检查站)来到美国;他学习英语,成为了布鲁克林大学罗曼语的教授。

 

斯卡利亚的母亲凯瑟琳原姓帕纳罗,是第二代意大利裔美国人,职业是小学教师。斯卡利亚不仅是他们唯一的孩子,也是他们各自家庭在这代唯一的孩子。

 

琼•比斯丘皮克(Joan Biskupic)在给斯卡利亚写的传记(American Original:The Life and Constitution of Supreme Court Justice Antonin Scalia)中这样记录到,整个家族都很宠爱斯卡利亚,期待他出人头地。比斯丘皮克笔下的凯瑟琳•斯卡利亚会说,“你和别人不一样,你的家庭有标准,其它的标准无关紧要。”

 

1953年,他以第一的成绩从曼哈顿的一所预备军校圣方济各学校毕业,并获得了海军预备役军官训练营奖学金。然而他的第一志愿大学,普林斯顿,并没有录取他。

 

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选择了他的第二志愿乔治城大学。毕业时,他担任了1957届毕业生代表。在毕业演讲中,他这样勉励同学们:“如果连我们都不能引领正派、纯粹天主教知识分子的人生,就没有谁能了。”

 

大法官斯卡利亚随后进入了哈佛法学院,在读期间担任《哈佛法律评论》(译者注:Harvard Law Review,哈佛大学法学院主办的期刊,创刊于1887年)的编辑,并在1960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同年,他与莫林•麦卡锡(Maureen McCarthy)结为夫妻,莫林是他在相亲中遇到的拉德克利夫学院的学生。

 

她也来自一个小家庭,但他们有五个儿子,四个女儿和几十个孙子孙女,可谓儿孙满堂。

 
斯卡利亚的家庭


“我们也没有决定要生9个孩子,”大法官斯卡利亚在上CBS《60分钟》这档节目时如实告诉主持人莱斯莉•斯塔尔,“我们只是传统的天主教徒(译者注:天主教反对堕胎),但那事儿(译者注:怀孕)就像轮盘赌博一样。”

 

他接着说,当五个儿子中的保罗决定“为大家做出牺牲”,当了神父之后,其它的四个儿子都松了一口气。(译者注:天主教的所有神职人员都不能结婚,大家松口气是因为终于不会又给庞大的家族添丁了。)

 

斯卡利亚夫妇经常搬家。他们在欧洲周游了一年,当时大法官斯卡利亚还在领哈佛谢尔顿游学奖学金。之后,这对新婚夫妇来到了克里夫兰,在那里,大法官斯卡利亚于1961年加入了众达律师事务所(Jones Day firm)。

 

1967年,就在快要成为事务所合伙人时,他选择了退出,转而去了位于沙洛兹维的弗吉尼亚大学,担任一名法学教授。

 

1971年,他成为尼克松政府下电信政策办公室的法律总顾问,该机构促进了早期电缆行业的发展。1972至1974年间,他担任美国行政会议的主席,之后的三年,他在法律顾问办公室担任助理司法部长的职位。

 

在民主党人吉米•卡特赢得了总统选举之后,大法官斯卡利亚回归学术界,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任职教授。

 

之后,在1981年里根成为总统,次年,里根提名斯卡利亚担任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法官。斯卡利亚很快成为了最高法院候选法官的潜在人选。

 

1981年,里根兑现竞选承诺,任命时任亚利桑那州法官,前立法者奥康纳成为最高法院首位女性大法官。五年后,斯卡利亚迎来了另一个名垂青史的机会,当时首席大法官沃伦•伯格宣布离任。

 

总统决定擢升大法官威廉•H•伦奎斯特为首席大法官,最终由斯卡利亚和他在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同事罗伯特•H•鲍克角逐最后一个席位。鲍克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的经验要丰富的多,他也是保守派的标志性人物。然而当年50岁的斯卡利亚几乎要年轻10岁,而且有着身为意大利裔美国人的政治优势。

 

斯卡利亚得到了提名。伦奎斯特的擢升在参议院引发了激烈的辩论,但斯卡利亚以98比0通过了听证会。

 


斯卡利亚与时任总统里根在椭圆形办公室


现在的副总统小约瑟夫•罗宾内特•拜登在当时担任特拉华州民主党参议员及参议员司法委员会主席二职,他之后说投给大法官斯卡利亚的票是他最后悔的一次投票,“因为他太有影响力了。”

 

文本主义和原旨主义

 

大法官斯卡利亚很快就让自己的观念为人所知,并且成为了保守派所期望的那种法官。

 

他曾是联邦党人协会早期有影响力的支持者,政治学家史提芬•特莱斯(Steven Teles)曾把这一团体称为“从对现代保守主义政治策略的反思中崛起的,最有活力的,最长寿的,最有序的组织。”

 

立法史一度被广泛当做解读法令的关键元素。但大法官斯卡利亚与这一做法背道而驰,他认为只有法令的文字才是重点。这种观念就是文本主义。一些法官会参考委员会报告或议员辩论发言等二级法律渊源,而斯卡利亚将该行为比作在“盛大的鸡尾酒派对上望向人群,从中找出自己的朋友。”

 

虽然大多数法官还是认为立法史对于解释法令存在价值,但庭前辩护的律师都明白了如果提到立法史就会被大法官斯卡利亚斥责。斯卡利亚不愿附和那些引用了立法史的观点,即使是在无关痛痒的脚注里。

 

同样的,大法官斯卡利亚重新定义并发扬光大了原旨主义。他理解宪法不是通过揣测制宪者的意图,而是去想象宪法在1787年生效时,对于普通百姓有什么意义。他不认为制宪者想要宪法成为一个能够适应环境和社会价值变化的“活”文献。

 

“任何情况下,理解文献的出发点都是具体的文本,以及它对当时社会的意义,”斯卡利亚在就职前的听证会上如是说。他还补充说明了这样一来,“因一时激情导致个体自由被忽视的情况”就不会发生。

 

他说,自由派应当喜欢原旨主义。因为原旨主义限制了像他一样的保守派,使得个人观点不能转化成公共政策。具体来讲,他经常说宪法没有赋予女性堕胎的权利,但宪法并没有阻止各州把堕胎合法化、普及开来。

 

在焚烧国旗的判决中,他加入了法院的多数意见,认为言论自由允许了这一行为。他举了这个例子,用来证明他把宪法看得比个人观点重要。“如果这事由我来定,如果我是国王,”他说,“我会把胡子拉渣、不修边幅、穿着凉鞋焚烧国旗的蠢货关进监狱。”

焚烧国旗案:在1984年,共和党在达拉斯举行全国大会。詹森等大约100名反对里根当局的示威者上街游行并高呼政治口号,詹森焚烧了一面美国国旗,被德州法院判1年监禁和2000美元罚款,但德州的刑事上诉法院推翻了定罪,并认为惩罚损坏国旗的州法违反了第1修正案。第一修正案保护言论自由,而焚烧国旗的行为被视为象征性言论,且不属淫秽挑衅等非保护类型。联邦最高法院以5:4表决维持了这一判决。



“把宪法看得比个人观点重要”

 

但除此之外,他并没有提到太多坚持原旨主义和他个人信仰矛盾的例子。

 

即使不是撰写多数法官意见,他的观点也为保守派律师和政治家提供了权威性的参考意见。他的撰写风格明晰而聪颖:

 

“可以这么说,通常这类事件都会披着羊皮来到最高法院,”大法官斯卡利亚在“莫里森诉奥尔森案”中撰写了唯一的异议意见,“……但这次这只狼直接就来了。”

 

但他对其对手也有刻薄轻蔑的一面。

 

“最高法院历届法官中从未有人如斯卡利亚这般,将挖苦讽刺演绎到极致。”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法学院院长埃尔文•乔姆伦斯基在一篇广为人知的法律评论文章中写道。

 

“毫无疑问,这让他的观点充满了娱乐性……但我觉得这会误导法律专业的学生和律师,让他们不知道在正式的法律场合怎样的谈吐和对话才是可以接受的。”

 

在《纽约客》撰稿人玛格丽特•塔尔伯特看来,大法官斯卡利亚所写之词让他成为了大明星,尤其受到保守派年轻人的欢迎。她写道,在所有大法官中,“就属斯卡利亚的法学言论最轰动,像在音乐演奏舞台上砸碎一把吉他。”

 

大法官斯卡利亚的炮轰行为可能会让他与同僚渐行渐远。法律专业的学生觉得他对奥康纳的毒舌奚落(他曾经说她对某个案子的推理‘当不得真’)影响了他们的关系。

 

他在法庭外也招惹了许多是非。曾有记者在他离开教堂时问他是否因其罗马天主教信仰受到抨击,斯卡利亚给出的回应是:手指轻拍下巴——意大利西西里岛的侮辱手势。


西西里岛的侮辱手势

 

与同僚不同,大法官斯卡利亚热衷于公开谈论宪法问题和其个人观点。有几次,他的场外活动还招致了对他公正性的质疑。

 

他曾与时任副总统理查德•布鲁斯•切尼同去猎鸭,而当时西耶拉俱乐部(译者注:SierraClub,自由派环保组织)正对切尼提起诉讼,要求公布副总统成立的能源特别工作组参与人员名单。最高法院已同意受理这桩官司,斯卡利亚却拒绝回避该案。

能源特别工作组:乔治•W.布什上台没几天,切尼就成立了Energy Task Force,并自任主席。大概5个月后,特别工作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报告,接着就宣布解散。

 

2006年,在最高法院正准备听审一桩有关拘留犯权利的案子时,他表示应免去恐怖嫌疑分子的陪审团听审(译者注:美国审判方式分为两种,一种采用评审团听审,一种只由法官听审,陪审团听审是宪法权利,绝大部分刑事案件都会采用),让一众海陆退伍将军联名上书“法庭之友”,要求他回避萨利姆•艾哈迈德•哈姆丹(被指奥萨马•本拉登的司机)的上诉案。

“法庭之友”:在诉讼案件中,没有直接涉及法律利益的私人或团体,为了向法院说明其对该案件相关法律争议上的意见、澄清立法意旨、理清模糊的法律规定、通知法院关于案件事实的真实情况等等的目的,主动向法院提出书面报告,以协助法院更公正地做出裁决。

 

斯卡利亚最终参与了该案,但在另一案件中,斯卡利亚却不得不袖手旁观。当时有人质疑《效忠誓词》中“上帝之下”这一表达(译者注:加利福尼亚州的无神论者迈克尔•纽多向法院提出上诉,认为这一表达不但违反了美国宪法,而且有灌输宗教观念之嫌。),在该案呈交至最高法院前,他在哥伦布骑士团(译者注:美国天主教的慈善组织)的集会上称上诉法院支持原告的决定是错误的。

 

但是,斯卡利亚虽然任性,他却很讨人喜欢。

 

在党派不那么分明的时候,他是乔治城各类聚会中的常客;他热爱戏剧,在法院一年一度的圣诞聚会上领唱圣诞颂歌。波士顿学院的法学院教授杰伊• 维克斯勒(JayWexler)每年会统计法庭口头辩论文字记录中注释“笑声”出现的次数,大法官斯卡利亚总是最佳“逗笑者”。


 
斯卡利亚与金斯伯格


他与大法官露丝•巴德•金斯伯格( Ruth Bader Ginsburg)经常意见不一,却维持着亲密关系,这点最能说明他的逗笑功力。两人曾共同任职于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尊重彼此的智慧。斯卡利亚夫妇与金斯伯格及其丈夫马丁一起庆祝了许多个新年夜。

 

金斯伯格说斯卡利亚是最能逗她笑的人。“我爱他,但有时我想勒死他。”她曾经这样说。

 

大谈信仰


大法官斯卡利亚曾在一篇法律评论文章中说法律观“不可避免地受到道德观和神学观的影响”。

 

穿上黑袍后,他坚称自己的宗教信仰和个人观点并没有左右案件的判决,因为他墨守圣经、尊崇原旨主义,这让他免受偏见影响。他觉得法官在社会政策事宜上应服从公选官员。

 

但大法官斯卡利亚的信仰已是他密不可分的一部分,他反对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驾车万里找寻依然实行拉丁弥撒的教堂。

弥撒圣祭是天主教最崇高之祭礼,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之前天主教拉丁礼教会通用的弥撒形式。仪式必须使用拉丁文,程序复杂繁琐,但更显庄严神圣。

 

他是最高法院中对宗教问题最直言不讳的人,敦促知识分子同伴们骄傲地成为“耶稣的傻瓜( fools for Christ)”,并借用2013年的一则访谈强调他相信恶魔的存在,他说恶魔最新的伎俩是“让人们不再相信他或上帝”。

 

大法官斯卡利亚想推翻“政教分离”这堵墙,他公开支持学校祈祷、在公有土地上搭建耶稣诞生像、公款资助宗教学校。

 

但他坚称没有“天主教法官”这回事,说他的观点是由他对宪法的理解和对法官作用有限这点的认可共同塑造而成。

 

“不要给我打上反同性恋、反堕胎或其他任何标签,”大法官斯卡利亚2015年公开说。“我在最高法院的工作仅为就‘谁说了算’发表意见:应交由大众,还是由我作为最高法院大法官来承担责任?”

 

大法官斯卡利亚鲜少引用个人权利,鄙视旨在消除对女性和少数族裔歧视的政策。一起案件质疑州立弗吉尼亚军事学院是否有权拒绝女性申请人,他是唯一的异议者。

 

大法官斯卡利亚认为,看待歧视问题应针对个人,而非将少数族裔作为一个整体视为牺牲品。在他看来,旨在消除对某个群体歧视的政策其实是在歧视每个个人。“我不欠任何人任何东西,也没有人欠我任何,因为我们血管中流淌着的血液。”他在1979年发表的论文中写道。

 

曾有多数意见提高了工人发起反歧视诉讼的条件,他也是其中一员。

 

最高法院称种族多样的班级好处多多,因此允许密西根法学院在评估申请人时将种族因素纳入评估,他和奥康纳为此吵得不可开交。

 

在异议中他这样写道:“这显然不是学生们能收获的‘教育利益’,法学院成绩单上没有这一科(与他人合作、相处愉快:B+),律师资格考试也不会考(问:用500字以内描述你对跨种族的理解)。”

 

胜败常事

 

大法官斯卡利亚得以被大众知晓,要追溯到布什诉戈尔案,当时法庭可谓两极分化。2000年总统大选,最高法院下达紧急延缓命令,停止佛罗里达州的人工计票,大法官斯卡利亚发表本人意见时这样写道:“重算合法性受到质疑的选票,在我看来,让他声称当选的合法性蒙上阴云,可能对布什和国家造成无可挽回的伤害。”

 

对戈尔的支持者而言,这听起来不像是试图确定哪位候选人获得最多票数,而是想维护布什的完胜。另外,该案大面积参考了《平等保护条款》(译者注:Equal Protection clause,来自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保障每名美国公民不被各州的州政府剥夺依法律享有的公民权),以此为依据做出了5比4的最终判决,然而此前在处理包括同性恋、黑人及女性案件时,大法官斯卡利亚却鲜少提及该条款。此案也违背了他不愿联邦干涉各州及地方事宜的主张。

 

然而同性恋权利一役,斯卡利亚却一直在打败仗。他在2003年劳伦斯诉德克萨斯一案的异议意见中说最高法院在为同性婚姻铺路(该案推翻了德州鸡奸法),现在预言成真,他当然也高兴不起来。

 
最高法院5:4判决同性婚姻合法


2015年,最高法院以5比4做出判决:宪法禁止各州规定同性婚姻违法。大法官斯卡利亚称法院在否决公众之决定这条路上迈出了最为激进的一步。

 

“九名非公选律师组成的委员会高于人民,这样的政府不能称为民主。”他在异议意见中写道。

 

围绕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的案例——哥伦比亚特区诉赫勒一案记录了他伟大的胜利,他撰写了多数意见。

第二修正案:1791年通过的十条美国宪法修正案,即著名的“权利法案”,第二条内容包括“一支受到良好监管的民兵组织乃确保自由国家之安全所必需,人民持有及携带武器之权利不可受侵犯。”

 

多年以来,多数低级法院都将1939年最高法院美利坚合众国诉米勒一案解读为宪法第二修正案仅给予民兵(如国民警卫队)配备武器的权利。(译者注:该案最高法院得出结论,第二修正案是保护民兵而非个人拥有武器的权利。)

 

大法官斯卡利亚的意见则明确指出,宪法要求的更多。他说,宪法第二修正案“绝对将遵法负责的公民使用武器保卫家园的权利置于其他所有利益之上”。

 

该案不仅是持枪权的胜利,也对大法官斯卡利亚一向主张的原旨主义有着重要意义。他用64页文字来阐述为什么说宪法第二修正案旨在保护个人权利。大法官约翰•保罗•史蒂文斯则用46页的历史反驳说第二修正案仅针对民兵。

 

考虑到保守派大法官斯卡利亚从未掩饰其捍卫死刑的决心,他的另一庭上胜利未免有些出人意料。

 

克劳福德诉华盛顿案是刑法史上革命性的转折点。2004年,大法官斯卡利亚撰写多数意见,明确规定未到庭证人的“证言”不能作为法庭证据,除非被告先前已有机会进行交叉询问。此案之前,如法官认为充分可靠,此类陈述是可以被采用的。

 

对刑事辩护律师来说,这一判决是巨大的胜利。而最高院做出这一判决时则摒弃了以往明显的传统保守分界线。

 

最高法院任期尾声,斯卡利亚在包括同性恋权利等里程碑式的案件中落败,他谴责他口中“九名非公选委员修改宪法的行为”。

 

2015年奥博格菲尔诉霍吉思案,最高法院认可宪法赋予同性情侣结婚的权利,斯卡利亚在其异议中总结反对意见如下:

 

“傲慢有时被定义为过度自满,而我们都知道,自满会摔跟头。”他写道,“……我们剥夺人民权利,替他们做的每一次决定,每一次不知羞耻地不依法、而仅基于本院“多数派”的“理性判断”做出决定。这些都让我们进一步感受到自己的无能。”


原文地址: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supreme-court-justice-antonin-scalia-dies-at-79/2016/02/13/effe8184-a62f-11e3-a5fa-55f0c77bf39c_story.html 


本文由译读团队的志愿者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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