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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儿童——发展的代价 | 译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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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儿童——发展的代价



本文原载于The Economist

编译/eve & 公仔


托马斯·哈代的最后一本小说《无名的裘德》里,有一个场景堪称英国文学惨剧之最——为了养家,劳工裘德每天在外奔波,但当他回到家时,却发现他的长子已经带着弟弟妹妹一起吊死在门后的挂衣钩上。旁边还有一张纸条:“没办法,人太多了。”


今年6月,该惨剧的现实版本在中国上演。在贵州省毕节市一个农村,四兄妹喝农药死亡。最大的哥哥13岁,三个妹妹中,最小的才5岁。因为母亲出走,父亲外出打工,他们常年没人照顾。13岁的男孩只留下一张纸条:“我该走了,死亡是我多年的梦想。”


三年前,同样在毕节,五个流浪儿爬进了街边的垃圾桶烧炭取暖,最后一氧化碳中毒身亡。中国社媒把这起悲剧比作安徒生童话里的卖火柴的小女孩:火柴没有卖出去,小女孩不敢回家,她一根又一根地划亮手中的火柴,望着火光中浮现的祖母的脸,最后冻死在街头。这个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小学课本用它来谴责早期资本主义的冷酷无情。


过去二十多年,中国约有2.7亿民工背井离乡去城市工作。这是史上规模最大的自发性迁移。很多民工家里有孩子,但大部分都不会带孩子去城市。在中国,这些孩子叫作“留守儿童”。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全国妇联)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农村地区共有6100万17岁以下的留守儿童。在四川和江苏等人口大省的农村,几乎一半的孩子成为留守儿童。(见下图)甚至在有些村子里,只剩下老人和孩子。几千万儿童在成长期缺少父母的陪伴。中国轰轰烈烈的工业化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也造成了三大牺牲:土壤、水质和空气的污染,数百万农民离开了自己的农田,以及留守儿童的孤独童年。



家在何方

左图:留守儿童占农村儿童数量的百分比,2010

右图:流动儿童占城市儿童数量的百分比,2010


2010年的6100万留守儿童中,仅有一半多能和父亲或者母亲一起生活,2900万是由别人,主要是祖父母代为照顾。还有约600万儿童由远亲或政府照看(包括孤儿和被遗弃的残疾儿童。)剩下的200万儿童,只能像毕节的那几个孩子一样,自谋生路。


当然,不是所有的家长都会把孩子留在家乡:2010年的数据显示,有3600万孩子和父母一起迁居到城市。但问题又来了:这些流动儿童没几个能上公立学校,去公立医院也没有医疗补助。而且,他们的父母要努力工作,也没空照顾孩子。没有祖父母在身边,没有公立学校的管教,这些孩子很可能还是和留守儿童一样,得不到足够的关注。


受伤的一代


其中有一些孩子,他们的父母可能搬走了,他们还留在原来的城市。这样的孩子有900万左右。2010年,共有1.6亿孩子的生活因为父母频繁换工作而深受影响。对比看看,美国总共也才7300万名儿童。2005-2010年间,这类儿童数量增长的速度甚至超过了流动儿童。(见表1)



不安定的童年


因为父母一方外出务工,有些孩子成长过程中只有单亲陪伴。他们的境遇可能和西方国家的离异家庭孩子没什么区别。但非政府组织“求学之路”认为,有1000万名留守儿童一年都见不到父母一次,300万孩子一年可能连父母的一个电话都接不到。约三分之一的留守儿童每年只见父母一两次,主要是过年的时候。


哪些孩子会成为留守儿童,这是有规律可循的。年纪小的孩子最容易成为留守儿童,而女孩子被留下来的几率比男孩稍微高一些。问题是,城里的父母喜欢男孩,所以会有选择地堕胎,导致城里男孩的数量本来就比女孩多,再加上农民工喜欢带男孩进城,性别失衡更加严重了。坊间证据表明,很多留守儿童都有兄弟姐妹。一个原因是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相对宽松,也正是因为这样,许多农村家庭里往往不止一个留守儿童。


现在还不能判断,这股留守儿童的浪潮会不会持续。已有一些证据表明,随着中国的经济放缓,农民工开始返乡了。但留守儿童的问题就算有所缓和,它还是影响浩大。传统中国家庭经历了三次冲击:第一次是计划生育政策,第二次是严重的性别失衡,第三次就是大量农村儿童被遗忘。


留守儿童在很多方面都深受影响。四川省苍溪县的地方教育局在一次调研中,给八九岁的留守儿童发放了摄影机,让他们记录自己的生活。八岁的孙小冰(音)由祖父母照顾,但她好几天都是一个人。她把午饭分给流浪狗,希望它的陪伴能帮她排解孤独。两天的视频里几乎都是她和动物的对话,没有别人陪她。而王侃军(音)拍摄了他的妹妹——这个五岁的小女孩整天在家玩手机,等着妈妈的电话。


大部分留守儿童都很孤独。很多孩子住在离家很远的寄宿学校,政府为了改善农村的教育质量,关掉许多村里的学堂,办了更大规模的学校。新建的寄宿学校里,约60%的孩子都是留守儿童。北京歌路营教育咨询中心是一个非政府组织,它今年对这些学生做了一项调查,发现跟普通孩子相比他们更内向,更容易受欺负,“患焦虑和抑郁的风险也高得多”。很多孩子说他们已经忘记了父母的长相,一些孩子说没想过要再见到他们。


2010年,上海的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的研究人员在山东省山亭区12个村庄展开了调查。调查覆盖了640名8-14岁的孩子,其中一半是留守儿童。孩子们的身体素质几乎无异,但他们的学习成绩却相差很大。标准问卷显示,他们的心理素质和社交能力也更差(见表2)。中国儿童与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童晓(音)说:“留守儿童的心理压力很大,他们有交流障碍,心理状态和发育受到影响。”



全面落后


其实,全世界各地都有很多由祖父母带大的孩子,这本身也绝不是坏事。但中国的飞速发展使得这个问题凸显出来。与父母不同,留守儿童的祖父母一般不识字,所以教孩子就成了问题。全国妇联称,照顾孩子的祖母中,有四分之一从来没有上过学。剩下的大部分也只是上过小学。国际慈善机构“拯救儿童”去四川一所学校参观,发现有个11岁的女孩子用大部分课堂时间照顾年幼的妹妹。但当参观人员动身离开时,她跑上前,央求他们帮忙辅导她的作业:对一个11岁的孩子来说,要同时扮演家长的角色太艰难了。


很少有人调查留守儿童的健康状况,但留守儿童占了几乎农村儿童总数的一半,他们的健康水平很具代表性。现在的情况很糟糕:五岁以下的农村儿童中,12%发育不良——是城市的四倍,13%患有贫血,在城市,该比例仅10%。


缺爱成为定时炸弹


在中国母乳喂养率很低,每七个中国婴幼儿中,仅有两个在出生六个月之内是纯母乳喂养的,在东南亚的比例是二分之一,孟加拉国是三分之二。祖父母抚养无疑是原因之一。全球各项研究表明,孩子如果在出生后的1000天内接受母乳喂养,将终生受益。没喝过母乳或早期就营养不良的话,在学校的表现也不好,更容易生大病,工作前景也不如别人。


留守儿童也更易遭受各种形式的虐待。八月,还是在毕节,又发现两名留守儿童死亡。其中一个是15岁的残疾女孩,屡次遭受两名近亲强暴。为了掩盖罪行,他们杀死了她和她12岁的弟弟。


不幸的是,虐待儿童还很常见。我们分析了今年的47项中英文研究,估计约四分之一以上的中国儿童都曾受过人身虐待。留守儿童,尤其是住寄宿学校的情况更糟,因为没有可以保护他们的大人在身边。今年五月,甘肃一寄宿学校的老师因虐待26名小学生被处决。六月,宁夏一老师因强奸12名学生被判终生监禁,受害者中的11个都是留守儿童。


留守儿童不仅更易成为受害者,还更可能成为罪犯。今年早些时候,澳门一卖淫组织被一锅端,其头目竟然是个16岁的重庆小伙子。青少年犯罪在中国日趋严重,留守儿童数量的增长或是原因之一。2010年,青少年罪犯中来自农村的比例为三分之二,2000年仅为一半。而当留守儿童或流动儿童被定罪时,他们也比别的孩子更容易进监狱,因为他们的监护人不在身边,法院不愿意判缓刑。在上海,所有的流动儿童犯罪案中,只有15%最后被判了缓刑,但本地青少年的缓刑率却高达63%。


留守儿童的健康、教育和心理都深受影响,自然也会引起整个社会的担心。留守儿童最近才成为广泛问题,所以缺少有力证据表明其导致了犯罪率上升和反社会行为等恶果。若对留守儿童持有偏见,认为他们就是缺乏管教的话,无异于雪上加霜,对他们来说是不公平的。但在其他国家(如南非,因为种族隔离),成长在破碎家庭的儿童确实更容易走上犯罪的道路。


就算不考虑留守儿童犯罪对社会的威胁,下决心让孩子留守也是很难的。为什么那么多农民工不管自己的孩子呢?就其原因,非政府组织儿童权利及企业社会责任中心展开了一项调查,对象包括长三角和重庆共1500名农民工。三分之二的农民工表示没空照顾,一半则表示成本太高。


中国的祖父母在带孩子的事情上,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农民工做决定时无疑少了很多顾虑。既然祖父母可以带,那就把孩子留下和他们一起生活。其实,农民工本应该带上 父母一起去城市,而不是把孩子留在乡下,但户口制度是一座大山。户口本就像是国内的护照,有了它你才能享受各种服务。祖父母如果搬到城市,拿到的养老金是不及城镇居民的,甚至还不够自己的生活开销。


因为户口问题,农村孩子很难进城市的公立学校或享受政府医保。民营学校抓住机会填补了空缺,但往往人多拥挤、条件落后,还常常担心被市政府强行关闭。而且,孩子必须回户籍所在地考试才能毕业,所以即使孩子跟着父母来到了城市,他们满14岁之后还是得回乡备考。


急需数百万社工


几百万家长对户口制感到不满,珠三角地区的受访者中,近三分之一认为户口制是个问题。不可否认,城市生活确实存在诸多不便。很多农民工每天在建筑工地或出口商品制造厂工作12个小时以上,通勤可能需要4个多小时;宿舍不方便住孩子,或根本不允许住孩子等等。因此大部分农民工担心没空照顾孩子,也是可以理解的。



父母不在,祖母帮带


来自安徽的赵彦军(音)长年在福建工作,他总结了问题所在:“我也很纠结。回去的话,家里没那么多机会和关系,带老婆儿子过来的话,夫妻两人得有一个辞职专门照顾他,不然就得请保姆或者把爷爷奶奶接来。不管怎样,成本都很高。”


户口制改革正在缓慢酝酿,能缓解留守儿童和其父母的一些问题。但考虑到实际层面的诸多因素,中国需要的是一套从无到有的儿童福利体系。


中国政府一直觉得家庭能满足孩子的一切需求,所以没必要搞儿童福利。就在2006年,社会工作者还得不到国家的认可。所幸亡羊补牢,时未晚矣。政府在五个省推出了试点,培训“儿童福利主任”,或者叫“赤脚社工”。


社工性质很像中国的赤脚医生:村民经过一些简单的技能培训就可以上岗,将社会福利体系普及到偏远乡村。每位社工负责200-1000名儿童。试点工作目前成果喜人,自项目2010年开始到2012年,在120个村子里,已有一万多名儿童被纳入政府医疗体系。因为没户口享受不到帮助的儿童比例从5%降到了2%。辍学率也有等幅下降。政府还要在另外三个省份进行试点,覆盖的村庄数将翻番。


但这些举措力度还远远不够。就算扩大试点,也只有25万儿童受益,仅占农村留守儿童总数的不到0.5%。想有效解决问题,政府不仅需要加大力度,极大放松户口限制,还需要在生活成本较低的地方为农民工创造就业,让他们可以举家搬迁。


本质上,留守儿童的问题源于错误的人生规划。中国的农民工就像很多父母一样,为了以后更好的生活,选择先努力赚钱,再陪伴孩子。诚然这推动了城市突飞猛进的发展,也为他们带来了可观的收入,但同时,家庭却不再完整,留守儿童成为了牺牲品。



原文地址:http://www.economist.com/news/briefing/21674712-children-bear-disproportionate-share-hidden-cost-chinas-growth-little-match-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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